?熟讀經典，是每一位臨床中醫(yī)工作者入門的基本功。筆者這里僅以《傷寒雜病論》為例，談一些學習的方法與體會。

　　猛火煮——使其言如出于吾之口

　　第一次讀經典醫(yī)著的時候，要集中時間，集中精力，熟讀牢記。其目的，是要狠抓“三個基本”，即理解經典的基本概念，牢記經典的基本內容，初步形成符合中醫(yī)原創(chuàng)特色的基本思維方式。這三個基本是相互聯(lián)系的，也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什么叫“猛火煮”？是指第一次讀經典醫(yī)著的時候，就像大火煮生米一樣，集中時間，集中精力，一次煮透，熟讀牢記，不留夾生飯。借用朱熹治學的要求，就是要達到“使其言如出于吾之口”。提起經典里的章、節(jié)、段、句，就好像從己口中講出自己心里話一樣流利、自然。這一目標，應該在中醫(yī)教育的本科階段完成。即使要補課，做到“使其言如出于吾之口”，也必須趁著記憶力強的年輕時候，抓緊時機“猛火煮”。

　　“猛火煮”的目的，是要狠抓“三個基本”。這就是：理解經典的基本概念，牢記經典的基本內容，初步形成符合中醫(yī)原創(chuàng)特色的基本思維方式。這三個基本是相互聯(lián)系的，也是步步深入的。當理解基本概念，牢記基本內容的時候，頭腦里已經大體構成了中醫(yī)特色的基本思維方式。所以在中醫(yī)本科學習階段，必須在這“三個基本”上下大功夫。以此為基礎，往后即使再學點西醫(yī)的常識，也會清醒地認識到西醫(yī)與中醫(yī)在基本理論上的本質區(qū)別，不致于陷入“中醫(yī)西化”的誤區(qū)了。

　　筆者是從“師帶徒”的途徑走進中醫(yī)學殿堂的。讀研究生之前，沒有上過中醫(yī)藥大學。在“師帶徒”之初，先用了一年半的時間熟背中醫(yī)入門的基礎讀本，比如《藥性四百味歌括》《藥性賦》《針灸經穴分寸歌》《經絡循行路線歌》《瀕湖脈學》以及《四言舉要》《湯頭歌訣》《醫(yī)學三字經》《醫(yī)學實在易》等。一年半之后開始背經典醫(yī)著，主要有李士材的《內經知要》、張仲景《傷寒論》《金匱要略》、葉天士的《外感溫熱篇》和吳鞠通的《溫病條辨》。

　　那時候老師診務繁忙，沒有機會逐條進行講解，讓我們結合參考書自學、自背。比如學《傷寒論》的參考書有成無己的《注解傷寒論》、尤在涇的《傷寒貫珠集》、柯琴的《傷寒來蘇集》，當時南京中醫(yī)學院出版的《傷寒論譯釋》以及第二版《傷寒論講義》。在大體了解經典文意的前提下，要求學生逐條熟讀熟記。用老師的話講：“必須在嘴皮子上練好機械功，張口成誦。”

　　考核時，老師要求我們把《傷寒論》手抄本放在他面前，他半閉著眼睛聽我們背誦，從第一條背到三百九十七條。中間遇到不熟練處，他的提示不超過三處，三處提示之后再遇到不熟練處，就得從頭再讀、再記、再背，然后再考核驗收。當年我從頭背一遍《傷寒論》用一個半小時；《金匱要略》1小時10分鐘，快的時候1小時5分；《外感溫熱篇》是19分鐘到20分鐘；《溫病條辨》是55分鐘。

　　我這一生最大的幸運是遇到了柴浩然老師。經歷了那一階段的學習之后，在上述課目上基本上做到了“使其言如出于吾之口”。這為后來的繼續(xù)深造和一生從事中醫(yī)臨床與研究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經歷了“猛火煮”這一階段之后，往后進一步學習、消化、研究、使用起來，就非常方便，非常容易了。

　　在學習中醫(yī)基礎，熟讀中醫(yī)經典中，有一條刻骨銘心的體會，即切忌“夾生飯”。人在20歲左右，25歲之前，是大腦的機械性記憶能力最強的時候。這一階段記熟了的東西，以后不容易忘掉。這一階段一旦形成了記憶不準的“夾生飯”，往往一輩子都處于似是而非、似懂非懂的狀態(tài)之中。

　　《黃帝內經》接近20萬字，《傷寒論》《金匱要略》也就四五萬字，真正下定決心去熟背，其實并不難。過去中國的讀書人，少年時候讀《幼學瓊林》《三字經》《百家姓》《弟子規(guī)》《千字文》等，青年的時候讀“四書五經”。一輩子做人、做事，受用無窮。接下去再拓寬學習研究，便會基礎牢固，觸類旁通。當年接受“師帶徒”教育方式，也是這樣。先背中醫(yī)通識課目，再背中醫(yī)經典醫(yī)著。經過如此的“猛火煮”以后，在臨床中消化吸收，在成長中拓寬視野，補充新知就比較方便了。這一中醫(yī)教育之路，值得我們今天反思、研究。

　　如今中醫(yī)大專院校要求學生學習外語，我看熟讀中醫(yī)經典醫(yī)著可能比學習外語更容易一些。當年作為中醫(yī)教育史上的第一屆研究生，學校鼓勵我們選修外語，我固執(zhí)地放棄了。那時的想法很簡單，我們這批研究生是在中醫(yī)后繼乏人的社會呼聲中入學的，所以自己覺得把古漢語學好，把中醫(yī)學透是我們首要的任務。今天想起來，我仍然對當年的選擇感到欣慰。

　　慢火燉——使其意如出于吾之心

　　在“猛火煮”之后，仔細深入地品味經典的原意，在精思中全面消化吸收。是中醫(yī)碩士或者博士教育的重點，或者一個人通過中醫(yī)持續(xù)教育、終身教育，在長期努力、不斷加深對經典理解上的主要任務。其目的在于“一個確立、兩個掌握”，即確立臨床辨證論治的思維方式，掌握經典醫(yī)著的用方、用藥規(guī)律。

　　“慢火燉”的意思是，在“猛火煮”之后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，仔細深入地品味經典的原意，在精思中全面消化吸收。還借用朱熹的話來講，“慢火燉”的目標是，“使其意如出于吾之心”，亦即完全徹底地匯通經典醫(yī)著之奧意。

　　“慢火燉”是中醫(yī)碩士或者博士教育的重點，或者一個人通過中醫(yī)持續(xù)教育、終身教育，在長期努力，不斷加深對經典理解上的主要任務。其目的在于一個確立、兩個掌握。一個確立是:確立臨床辨證論治的思維方式。兩個掌握是：掌握經典醫(yī)著的用方規(guī)律，掌握經典醫(yī)著的用藥規(guī)律。

　　得意而忘言的啟示

　　莊子講到“得意而忘言”時，有這樣一段話：“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；筌者所以在魚，得魚而忘筌；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”意思是，騎著馬追兔子，得到了兔子卻忘記了馬；筌是用來捕魚的工具，捕到了魚卻丟掉了工具。莊子這里的重點，在于強調得意而忘言，即針對表達知識的名實關系講的。

　　文字是名，知識是實；文字是傳承知識的工具，知識因文字而廣為傳播。疏遠了原來的承載知識的文字語言環(huán)境、氛圍，拘泥于初期的淺薄理解，忽視了文字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的不斷變遷，固有的知識、學問則可能籠罩在失真的危險之中。比如，《黃帝內經》的語言是最精粹的古代文言，因為后世文字語言的不斷變遷，則需要后世為其做注釋或白話翻譯。近代在經典醫(yī)著的白話翻譯和外文翻譯中，詞不達意，似是而非的問題十分普遍。這其實都是得意而忘言的現(xiàn)象。

　　記得20世紀80年代我在中華中醫(yī)藥學會工作期間，曾向許多中醫(yī)名老專家討論、請教讀經典的問題。近乎一致的觀點是：青年時期多讀一些注家，中年以后只讀經典原著。青年時期入門未久，需要泛觀博覽，由淺入深；中年時期根基已固，思維精深，所以只讀原著，自可準確、深刻、全面地領會經典醫(yī)著深邃的原意。其中所蘊藏的憂心，也是莊子的“得意而忘言”。

　　“得意而忘言”，幾乎是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傳承中的一種通病。它不僅指文字語言方面，更主要的在于醫(yī)學概念與內容方面。把秦漢時期的文字語言所承載的《黃帝內經》《傷寒雜病論》，用現(xiàn)代文字語言的形式和習慣直接表達，是一件十分嚴肅，十分困難的事情。其嚴肅與困難的程度，甚至不亞于外文的翻譯。

　　1985年我在中華中醫(yī)藥學會工作期間，親自經手向上級主管部門申請創(chuàng)辦兩種學術期刊。一為《中醫(yī)學》，屬于高級學術理論類期刊；一為《學中醫(yī)》，屬于科學普及類期刊。1986年正式創(chuàng)刊時，《中醫(yī)學》更名為《中國醫(yī)學學報》，《學中醫(yī)》至今沒有問世。原因是《學中醫(yī)》屬于“科普”類的期刊，其中的文章必須經得起兩次翻譯的嚴格檢驗：一是把中醫(yī)經典醫(yī)著的原意翻譯為現(xiàn)代文字語言，二是把現(xiàn)代文字語言表達的中醫(yī)學道理翻譯為大眾化的通俗語言。經過兩次翻譯的科普作品則可能成為“自以為得意，其實已忘言，結果是言意兩失、非驢非馬的第三種怪物”。

　　因此在中醫(yī)的研究生教育中，引導學生沖出“得意而忘言”的雙重迷霧，原汁原味地理解中醫(yī)經典的含義，是這一階段學習研究中必須注意的重要問題。

　　關于類證分析

　　類證分析，即關于同類證候相互關系的臨床研究。這里的同類證候，指的是臨床表現(xiàn)相似或先后相關的證候。因為證候是病機在感性認識上的表現(xiàn)，病機是證候本質的理性概括。因此對于相似證候以及證候的變化進行綜合性分析比較，有利于深入、細致地揭示疾病病機演變的軌跡。

　　1978年在研究生學習過程中，劉渡舟老師指導我們做了一次非常有意義的類證分析。仿照《傷寒明理論》的做法，對《金匱要略》和《傷寒論》里的證候進行歸納、分類。比如頭痛，把所有提到頭痛，或者隱含了頭痛的條文都提出來，放在桌面上一條一條地進行比較，分析不同條文中證候的特點，比較不同病機里證候變化的關系。在分析比較過程中，使得我們對《傷寒論》《金匱要略》證候的表現(xiàn)和演變，有了比較深入細致的認識。

　　后在《傷寒論》《金匱要略》的教學中，我要求學生就《傷寒論》《金匱要略》分別做出兩套卡片來。這里以《傷寒論》為例，一套是把《傷寒論》的397條寫成397張卡片，一套是把《傷寒論》的113方做成另一套卡片。在做類證分析時，把與其一證候相似或者前后相關的卡片，統(tǒng)統(tǒng)抽調出來，放在平臺上進行比較、研究。比如說發(fā)熱，把與發(fā)熱相關的惡寒發(fā)熱、往來寒熱、蒸蒸發(fā)熱、不惡寒而惡熱等等相關的卡片，全部抽調出來放在桌面上進行分析比較。這時候，《傷寒論》六經病傳變中關于熱和寒的變化軌跡，一下子都看清楚了。

　　做類證分析的目的，在于全面確立起辨證論治的思維方式。其實在臨床上，每一位中醫(yī)每天都在不斷地做類證分析，只是我們把它稱之為辨證而已。如果在學校讀經典的時候下了這一番功夫，臨床上的類證分析就要方便、自然、靈活得多?？梢姡趯W生學校讀經典的時候便學會了類證分析，這是提高中醫(yī)臨床醫(yī)生辨證論治水平的最佳時期與最佳選擇。

　　關于類方的分析與研究

　　類方，是大體屬于同一類的方劑。也就是藥物組成相近、臨床功效相似的那一些方劑。把同一類方劑放在一起做比較、分析、研究，是方劑學習中非常簡單、有效的學習辦法。

　　把《傷寒論》的113方，做類方分析。全部《傷寒論》的方劑，除了極少數(shù)外，需要做類方分析的，大體是麻黃湯類、桂枝湯類、越婢湯類、葛根湯類、青龍湯類、柴胡湯類、瀉心湯類、白虎湯類、承氣湯類、理中湯類、四逆湯類，計11類。這時候仍然使用前面兩套卡片，將同一類方劑放在一起比較、分析、研究。這對于訓練和把握病機、治則、選方、用藥的內在聯(lián)系，尤其對于學習遣方用藥的規(guī)矩和技巧，是非常有意義的。

　　以越婢湯的類方為例：《傷寒論》在太陽病篇里講的桂枝二越婢一湯之前，并沒有把越婢湯提到突出的位置上來。太陽病篇的“太陽溫病，發(fā)熱而渴，不惡寒者，為溫病”一條，按其病機特點，就應該選用越婢湯為主方。聯(lián)系到《金匱要略》里的越婢加半夏湯、越婢加術湯等，也證明這一判斷是正確的。因為張仲景在治療衛(wèi)氣郁閉、熱郁于內時，在治療衛(wèi)氣郁閉、水氣郁于內時，都用了以辛涼解表為主的越婢湯類方。

　　越婢湯類方最突出的一點是麻黃和石膏的配伍。由此進一步聯(lián)系到溫病的辛涼解表劑，不難看出張仲景的越婢湯、麻杏石甘湯，與《溫病條辨》里的桑菊飲、銀翹散以及辛涼重劑的白虎湯，其中都貫穿著“辛涼”這樣一條共同的配伍原則。所以越婢湯、麻杏石甘湯、桑菊飲、銀翹散乃至白虎湯，雖然選藥不同，但是治則原則完全相同，都屬于辛涼解表的同一類方劑。

　　如此比較、分析、研究之后，自然會進一步看到以下四條比《傷寒論》類方分析更為重要的學術意義：

　　其一，越婢湯是《傷寒論》太陽篇中風、傷寒、溫病三大表證里，治療太陽病溫病的正宗方劑。

　　其二，越婢湯、越婢加朮湯、越婢加半夏湯，三方對應的病機均為衛(wèi)氣郁閉。這是以開腠發(fā)汗、宣通衛(wèi)氣為主，在治療熱郁于內和濕郁于內兩種不同疾病中的靈活運用，也是中醫(yī)異病同治優(yōu)勢在《傷寒雜病論》的突出體現(xiàn)。

　　其三，越婢湯、銀翹散、桑菊飲三方，藥物組成相去甚遠，治療范圍與病機的針對性卻十分近似。所以此三方的配伍原則，彼此相通，均為辛涼解表同一類方劑。

　　其四，“傷寒”與“溫病”兩派之間，長期以來毫無意義的“寒溫對立”之爭，由此露出了真象——從類方分析、治則分析上，已經初步看出傷寒與溫病兩者，在病機理論上的同一性了。（因原文太長，微信刊發(fā)為節(jié)選內容。如欲閱讀剩下部分，包括：承氣湯類方的分析和用藥規(guī)律與特點的分析研究，請在靈蘭中醫(yī)App內完成）

　　對于《傷寒論》的承氣湯類方，我們這里也做一分析?！秱摗返某袣鉁惙?，主要指大承氣湯、小承氣湯、調胃承氣湯這三條方劑。這一類方分析，需要考慮的是，為什么三方在藥物上有所加減，在劑量上有所變化，這三方所針對的病機與治療原則便明顯不同了呢？另外，由張仲景《傷寒論》的“三承氣湯”，延伸到吳鞠通《溫病條辨》里提到的“陽明溫病，下之不通，其證有五”那一段文字中所提及的“五加減承氣湯”。當把這八個承氣方聯(lián)系起來分析時，就會明顯地看到以張仲景的三個承氣方為基礎，演變成《溫病條辨》里的“五承氣湯”，其方劑組成更合理、藥物配合更靈活。因而更增進了《傷寒論》與《溫病條辨》在理論體系上一致性的認識。

　　做類方分析的目的，在于熟練地掌握好臨床看家基本方劑。所謂臨床看家基本方劑，就是那些運用最廣泛、理解最深刻、加減變化最靈活的臨床基本方劑。上述類方分析中，《傷寒論》的113方，核心是11個基礎方劑。將這11個基礎方劑的加減變化規(guī)律搞明白之后，一本《傷寒論》的選方用藥規(guī)律，大體就掌握了。從此舉一反三，可以從中悟出一條讀方劑學專著的方法來。

　　歷代醫(yī)家留下的方劑學專著很多，動輒數(shù)千、數(shù)萬，全部匯集起來，誠可謂多不勝數(shù)。如果以類方分析的方法來讀方劑學專著，把方劑內在的變化法度和規(guī)律搞清楚、弄明白，數(shù)千、數(shù)萬條方劑在我們手中就會濃縮為數(shù)十條臨床看家基本方劑，從此也就掌握了方劑加減變化的原則和規(guī)律。于是在中醫(yī)臨床上，自己就可以根據實際病情，組成比方書中更具體、更準確的有效方劑來。這豈不事半功倍了嘛！如果一個人不在經典上下功夫，而是從學習方劑學開始，一頭鉆進歷代方劑專著的注釋大海之中，恐怕歷代再好的方劑，將永遠不會成為自己手里看家的基本方劑。

　　用藥規(guī)律與特點的分析研究

　　《傷寒論》里的桂枝使用得最多，見于三十余方之中。在三十余個不同的方劑里，桂枝的配伍形式與原則是什么？桂枝在每個方劑里解決什么問題？發(fā)揮什么作用？這類問題是需要認真對待的。

　　首先，藥物的功效在四氣、五味。四氣不是由外表感覺而來，五味不是嘴巴品嘗的結果，而是在臨床功效、歸經的前提下，總結確定的。所以我們說，功效在性味。

　　另外，中藥的功效在配伍中。比如《傷寒論》里，麻黃和桂枝相配伍，可以開腠發(fā)汗；麻黃和杏仁相配伍，可以宣肺平喘；麻黃和蒼術或者白術相配伍，可以發(fā)散表濕；麻黃和石膏相配伍，可以發(fā)越郁陽，對于外寒內熱這一病機是最恰當?shù)囊环N配伍。人們習慣上講的“用藥如用兵”，其實是“用方如用兵”。方劑的奧妙處，是藥物之間的相互配伍；君、臣、佐、使的嚴格配伍，是服從于治療原則的；所以藥物的療效，首先是配伍前提下的體現(xiàn)。這些基本理論，在經典中體現(xiàn)得最突出。所以藥物的功效與使用規(guī)律，必須以方劑配伍上來體會、來理解。

　　還有，《傷寒論》和《金匱要略》里符合病機和配伍要求的那些藥物的用量，更需要我們留意。藥物用量是根據病情的輕重、標本、緩急而確定的，也是具體病機演變情況下的需要。在長期的教學與臨床中我一直強調，必須重視研究經典，特別是對張仲景《傷寒論》和《金匱要略》藥物用量的研究。否則，你盡管用的是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要略》的方劑，臨床療效也不會好。

　　比如桂枝這味藥，在《傷寒論》里用量變化所彰顯的張力是非常大的。桂枝用量最大的一個方是桂枝甘草湯。方中四兩桂枝，二兩甘草，煎好之后，一次頓服。那個時候的一兩，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15.625克，那四兩就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60多克。然而在桂枝麻黃各半湯，桂枝二越婢一湯，桂枝二麻黃一湯里，桂枝的量用就小得多。《傷寒論》的湯劑里桂枝用量最小的一方，是厥陰篇的麻黃升麻湯。該方用桂枝僅六銖，即四分之一兩，而且煎好之后分3次服完。

　　這就是說，一次服下去的桂枝是二銖，即一兩的十二分之一。把一次服下的桂枝量來比較，張仲景在桂枝甘草湯和麻黃升麻湯里用的桂枝量，相差48倍。于是聯(lián)系到病機來考量，不難看出這兩個方劑所對應的臨床病機之間，差異是多么的大。不言而喻，藥物的用量問題，表明了臨床病機的巨大差異。因此研究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要略》時，不研究藥物的用量問題，無疑是嚴重不足。按照張仲景的藥物用量，符合病機與配伍要求的用量，才是真正的常用量。

　　當今《中藥講義》里所寫的常用量，反而是一種模糊定量。由于沒有清晰地作出病機分析，沒有深刻研究藥量變化的意義，表面上好像是比較規(guī)范的量，實質上不是臨床治療的真正有效量。希望大家今后在臨床實踐中進一步研究、思考這一問題。

　　一味桂枝，在《傷寒論》里出現(xiàn)于30多首方劑之中。在合理配伍和權變用量的基礎上，桂枝可以用于溫通經脈，用于振奮衛(wèi)氣，用于溫通心陽，用于峻補心陽，用于溫降沖逆，用于溫陽行水，用于溫化寒飲等。這并非桂枝一味藥什么病都可以用，只不過張仲景在靈活配伍與靈活用量上的舉而已。應該說，一本《傷寒論》，所用的藥物僅84味，倘若每一味藥物在用量、配伍上都可以像桂枝那樣選藥準確，用量靈活，那么84味藥物就足以適應臨床治療無窮之變的需要。做不到選藥準確，用量靈活，即使懷抱著《本草綱目》，也會感到無藥可用的。

　　常常聽到有人說，讀《傷寒論》花了很長時間，卻總是讀不透，悟不透。在我看來，關鍵是讀《傷寒論》的方法要對頭，要抓住要領。倘若能從這里講的“一個確立、兩個把握”上入手，相信就會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。